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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记独家丨方兴东 董丽雪 王奔：De开云体育epSeek流行叙事陷阱与创新叙事
2025-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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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叙事的系列误区的破除，能够进一步摆脱有关DeepSeek的叙事偏差，回归创新叙事中心，回归事实与真实，把握创新趋势，在全球舞台上掀起一次接着一次具有影响力的中国“DeepSeek时刻”，提升中国在AI时代的国际话语权。
伴随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变革与演进，人工智能技术成为驱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DeepSeek凭借一系列独特的工程创新，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新的震动，不仅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在技术文明建构与推进上的实力贡献，也凸显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DeepSeek极大地振奋了中国科技界，提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改写了中国科技的全球叙事，在全球掀起了探讨DeepSeek叙事的热潮。但是，在这股前所未有的浪潮之下，诸多“叙事捕获”误区、社会固有认知偏差等，严重影响了人们对于DeepSeek的准确理解和认知，甚至明显背离DeepSeek和梁文锋驱动创新的本质和初衷，指向了错误的价值取向与政策导向。
“叙事研究作为一种通过叙事原理、原则与实践研究问题的交叉研究，跨越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医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多元研究取向，一些叙事学家认识到叙事性活动的本体论地位，提出了叙事结构可能是位于语言或心理结构之外的分享人类经验的方式和‘基本的人类心理模型’等内生性叙事理论。”[1]人们往往倾向基于个人的经验来发展和组织叙事形式，从而实现事物的传播。叙事实质性内容的真相与属性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的自我认知情况。通常“受众基于自己持有的对社会现实的看法，采用特定的相关性、因果性、一致性和先验的议题对忠实性进行判断”[2]。在此基础之上，叙事偏差，即个体在叙事与表达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偏差，影响着人们对于事物的认知。通过个体讲故事的叙事方式，人们更容易接受一些看似不合理的事件，降低对事件叙事准确性的认知。这种叙事偏差的存在，使部分受众在接受DeepSeek相关信息的时候犹如盲人摸象，会依据一些看似有理有据，实则不完整、不充分的信息，做出一些似是而非的错误逻辑推演与判断，导致获取的最终结果存在着叙事误区与谬误。
在叙事偏差的影响下，错误的叙事泛滥化呈现，形成了看似一致性的判断。然而，在缺乏深入探究的情况下，这种判断会让受众形成片面的认知，强化错误叙事的传播，形成事件认知偏差。“在社会认知过程中，由于认知主体是处于社会背景下的个体，往往会受到主观、客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一些认知偏差。”[3]认知偏差一旦形成，不仅会误导公众对DeepSeek产生错误认知，还有可能诱发一系列负面效应。“认知偏差主要存在于两个过程中，一是主体对客体的认知过程（主要指知觉偏差，如首因效应、近因效应、光环作用等），二是个体的判断与决策过程（主要指归因偏差，如观察者与行为者偏差、防御性归因等）。”[4]也就是说，受众在判断DeepSeek相关叙事内容时，这种基于自身认知模式的决策，极易催生对事件真实性不一样的判断。在认知过程中，当人们带着已有的认知框架去审视DeepSeek现象，往往会选择性地接纳符合自身观点的信息，而排斥与之相悖的内容。或者部分人在做出判断与决策的过程中，会受到错误叙事渲染的影响，而出现对于叙事忠实性判断的错误。
更值得警惕的是，认知偏差与叙事误区在社交媒体的传播中相互催化，形成恶性循环。算法推荐机制会根据用户的既有偏好，不断推送强化相关认知偏差的内容，使受众在信息茧房中对DeepSeek的认知愈发片面化、情绪化，在商业、资本、政府、地缘政治及其他功利性视角出现认知偏差。例如，马斯克因为他旗下的Grok3正在孟菲斯数据中心依托10万块H100芯片进行训练，质疑R1模型训练成本造假，认为深度求索使用了50000张英伟达H100训练模型。美国人工智能公司OpenAI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长达15页的信函，在信中攻击DeepSeek。[5]诸多叙事误区和认知偏差如同迷雾般弥漫散开，背离了DeepSeek创新的本质和初衷，严重影响甚至主导了人们对DeepSeek事件的正确理解与认知。因此，拨开这些叙事迷雾，探寻DeepSeek创新的本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若想打破这一困局，亟待从传播学层面与事件叙事的角度入手，打破关于DeepSeek的流行叙事的系列误区，引导公众建立系统化、批判性的思维方式，让DeepSeek的发展回归真实轨道。
伴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主流化进程不断深入的是全球科技话语体系的重构。无论是OpenAI的ChatGPT、Sora等引爆的公众热潮，还是DeepSeek在技术创新路径上的突破，都深刻改变着学术、产业与政策对AI的理解。但是，这一过程中概念的泛化和混淆，以及叙事的认知偏差等问题也不断凸显。“技术既是人类向存在投射意向的创造行为，也是存在通过技术向人类显现‘在场’‘本有’的通道。”[6]在技术变革与发展时，人类获取了以技术物为基础的更优质的发展条件，但也在对这些技术物叙事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完善的认知偏差，形成对于技术的误区，阻隔技术的前进与发展。
中国AI发展在过去二十年深受硅谷“大数据—大算力—大模型”路径影响，导致资源投入与利用效率失衡。特别是，对硅谷“规模律”（ScalingLaw）的盲目追随带来的风险，以及大模型崇拜、能源危机误读等问题。[7]Bender和Hanna在其著作中揭露AI叙事中的神话与夸大，并呼吁大众警惕“大科技”的宣传机器。直言所谓的AI革命不过是大型科技公司通过炒作与营销，从大众的创造性劳动、个人数据、甚至是劳动中“挤取价值”的工具。AI正在以“人工替代”的方式，取代品质与线]《人工智能图景：权力、政治与全球代价》（The Atlas of AI: Power, Politics, and the Planetary Cos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中将AI描绘为“21世纪的提取工业”，从数据、劳动力、资源开采到电子废弃物，将AI的生态链全面呈现，揭示其对环境与社会的深远伤害。[9]《人工智能的神话:为什么计算机不能像我们一样思考》（The Myt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y Computers Can’t Think the Way We Do）挑战AI必然通向通用智能的叙事，提出人类意识可能无法简化为机器运作过程，AI或许永无法完全模仿人类心智。[10]
如今，人工智能叙事从技术与商业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议题，中美在出口管制、标准制定和开放战略上出现直接冲突，这种“安全化”趋势反过来强化了两国舆论和政策的对立性，使叙事论争不只是学术和产业的分歧，更成为战略博弈的一部分[11]。DeepSeek的出现打破了硅谷叙事下的规模化定律，跳出旧有主流叙事，形成了新的突破与发展。针对DeepSeek引领的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热潮，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朱松纯教授在深谙行业叙事逻辑的基础之上，对当前AI叙事提出了系统批评。如其所言，当前中国AI领域存在着概念混乱与认知偏差，常将人形机器人误作具身智能，将大模型等同于智能体，并把强化学习、大模型等部分技术视为人工智能整体。部分“AI for Science”实践与通用智能研究目标不符，高校和媒体也存在借AI之名炒作或争夺资源的现象，这些误区干扰了公众和行业对AI本质的正确理解与发展方向[12]。而这些概念误区则进一步阻碍了人们对AI的正确理解。
人工智能叙事之争的实质，是“技术—制度—社会想象”的三重博弈。当前，规模驱动与技术乐观主义、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政策摇摆与竞争焦虑，以及人工智能伦理与开源争议构成了全球人工智能的叙事版图。主流产业界和部分学者强调，人工智能在先进算法和大规模算力与数据的支持下能够持续逼近通用人工智能。这种“唯规模论”叙事在硅谷尤为突出，催生了资本与研发资源的高度集中。但这种路径也可能忽视数据质量、能效与机制创新的重要性。[13]在针对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的制度化努力上，欧盟通过《人工智能法案》确立了基于用途的风险分级监管框架，并在2025年出台了针对GPAI的透明性与系统性风险评测指南，强调技术安全与基本权利保护的平衡。英国“AI安全峰会”进一步推动了跨国评测合作与前沿模型风险研究。美国在2023年发布AI安全与可信行政令，强调政府在风险管控中的作用，但在2025年又移除AI创新障碍，反映出安全与创新之间的政策冲突。此外，OECD、UNESCO等国际组织提出的可信AI原则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共识，但在开源与闭源问题上，产业界意见出现分化。
对于人工智能技术未来的发展，朱松纯教授倡导并强调要认识人工智能创新的多个层次，实现协同稳定发展，哲学层、数理框架层、模型层、算法层、执行层五个层级相互关联，缺一不可。[14]当前，DeepSeek、OpenAI等所创造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都尚未触达哲学层等更高层级的研究与创新。中国在AI的发展，不能仅关注应用层面的成果，更要重视基础研究，加大在哲学层、数理框架层等方面的投入，为AI技术的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这一观点打破了以往对AI创新的片面认知，强调各层级协同发展的重要性，为中国AI创新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有效区别国内外的叙事逻辑，尤其是要认清硅谷的AI叙事逻辑，透过准确的叙事正确认知人工智能的本质创新所在，最终通过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AI叙事体系，推中国动AI技术迈向新高度。
在当今复杂的全球科技与政治格局下，“叙事捕获”（Narrative Capture）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舆论操控手段。“叙事捕获将复杂的故事转化为易于理解的故事，这些叙事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文化结构中，使我们能够通过将事件融入熟悉的模式，来快速理解事件。”[15]Paul Graham提出了DeepSeek事件的“叙事捕获”概念，指出叙事在塑造公众认知和影响舆论走向方面的巨大力量，媒体常将复杂科技突破简化为中美对抗的“大卫与歌利亚”式戏剧化叙事，例如，在DeepSeek事件中，鉴于其丰富的资源、确立的主导地位以及在生成人工智能领域的开创性作用，OpenAI承担了巨人的角色，而DeepSeek从一个不太知名的中国科技领域崛起，被塑造成一个挑战现状的敏捷新人，则被视为大卫。[16]这一西方的叙事框架，简化了复杂的问题，使其更容易为大众所理解，但忽视了叙事根本的细节性问题。在当前紧张地缘政治氛围中，科技领域的切磋与发展被简化为一场民族主义的决斗，而创新的真实故事则被边缘化处理。在中美科技竞争的大背景下，叙事捕获常被用于将复杂的技术问题政治化，以达到特定的战略目的。他们试图通过编造虚假叙事，将DeepSeek描绘成威胁美国科技霸权的“异端”，进而煽动公众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恐慌与敌意。这种对于叙事的扭曲所付出的真实代价是，不仅不利于培养公众对于新技术的信任，而且地缘政治的戏剧化会进一步扭曲人们对于技术创新故事的看法，进而掩盖真正的创新，以误导性的叙述阻碍投资者和相关利益者对DeepSeek等创新发展的关注。[17]
美国部分势力对中国科技创新的政治化、污名化和妖魔化便是典型的叙事捕获行为，这在DeepSeek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污名化是指施污者对受污者贴上贬低性、侮辱性标签，借此手段以实现特定政治与经济目标的活动与过程，能够塑造威胁身份，叙述危机故事，形成话语压力，影响相关政策，从而使特定问题泛安全化、泛政治化。”[18]这种将技术问题政治化、利用叙事捕获来误导公众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也阻碍了全球科技的进步。例如，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的H20禁运举措，背后就有浓厚的叙事捕获色彩。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禁运令更多是出于政治目的，是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无理遏制。不仅损害美国企业自身的利益，也违背了全球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大趋势。
更有甚者，直接以造谣的方式将中国的国际形象进行妖魔化处理。“妖魔化现象表面看，是一场东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口水战’，是美国外交调整期的‘钟摆战’，其实质应是一场新的没有硝烟炮火的利益战。”[19]例如，Anthropic毫无根据地宣称中国通过“假孕肚藏芯片”“活龙虾运GPU”等荒诞手段走私高端AI芯片，试图以此为借口推动更严苛的出口管制，限制中国获取先进芯片技术。[20]这种毫无事实依据的谣言，被英伟达怒斥为“荒谬且误导公众”。可见，Anthropic的真实意图并非真正关心所谓的“芯片走私”问题，而是想通过渲染“中国威胁”，维持美国AI公司在算力上的代差，保障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从更宏观的角度审视，美国对中国科技创新的政治化和妖魔化叙事捕获，反映出其对自身科技霸权地位的担忧。为维护自身的优势，美国不惜动用政治手段，通过制造虚假叙事来打压中国科技企业。西方文化中固有的“弱者对抗巨头”叙事惯性，简化了复杂问题以迎合受众。在技术竞争被政治化的背景下，OpenAI和DeepSeek分别被符号化为两国科技实力的代表。这些认知是不合理的叙事存在。在未来传播和叙事的过程中，需培养批判性思维，跳出简单的“叙事捕获”，通过多元信息源深入理解创新本质，避免被预设立场的叙事误导。中国亦应积极参与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通过展示真实的技术成果和发展理念，打破美国的虚假叙事，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在DeepSeek引发全球关注后，国内主流媒体纷纷对以其为代表的杭州“六小龙”进行报道。然而，报道之中不乏叙事偏差，其中政府中心叙事占据主导，引发诸多讨论。深度求索、宇树科技、云深处科技、强脑科技、群核科技、游戏科学作为杭州“六小龙”，在科技领域创造了斐然的成绩，覆盖AI、机器人等前沿领域，展现出中国科技创新的强大实力。它们的成功，让杭州成为科技创新的焦点城市。主流叙事越来越聚焦于政府在DeepSeek事件的作用，不少叙事中认为杭州政府在“六小龙”的崛起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多篇媒体报道以政府为中心对杭州“六小龙”的出圈进行了叙事塑造。比如，杭州连续多年在营商环境排名中位居前列，政府通过数字政务提升行政效能，“浙里办”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政策精准触达，构建“4+1”专项基金群，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资金支持；推进“小微你好”专项服务行动，重塑政企关系，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等等。[21]同时，以DeepSeek为代表的杭州“六小龙”的崛起，也引发了南京、深圳、北京等城市的反思与关注，各地政府积极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投入。例如，“上海印发营商环境8.0版行动方案，将‘提升企业感受’直接写入方案标题；深圳提出2025年要着力提升科技创新‘硬核力’、高等教育‘支撑力’、产业体系‘竞争力’，全方位打造创新之城；合肥提出争创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打造20家以上创新联合体……”[22]
以上无论是对杭州政府的热捧，还是对南京、深圳、北京等地方政府焦虑情绪的诱发，都反映出创新的政府中心叙事偏差的存在，强化了政府在企业科技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和地位。事实上，DeepSeek的崛起，恰恰在于杭州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没有过度作为，选择“无为而治”的结果。政府没有对DeepSeek的创新活动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和指令性规划，给予了其相对宽松自由的发展空间，使得DeepSeek团队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创新能动性，专注于技术研发与突破。过度强调政府作用的叙事，不仅与事实不符，还掩盖了创新主体自身的努力和创造力，误导人们对科技创新发展规律的认识。胡宏伟指出了杭州“六小龙”现象背后真正的底层逻辑，他通过“无事不扰，有求必应”“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两句常见话语来解释了杭州营商环境的打造。[23]这两句话精准地概括了杭州政府的角色定位。“无事不扰”体现了政府对市场规律的尊重，不过度干预企业的正常运营，给予企业充分的自主发展空间；“有求必应”则表明政府积极承担责任，及时为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难题。“阳光雨露”代表着公开、公平、普惠的经济生态环境，与一般的行政性扶持不同，它强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所有企业都能在良好的环境中发展。
在地方企业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所提供的便利条件与引领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习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要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鼓励支持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振奋精神、迎难而上，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24]在当前中国的基本国情下，政府的热情扶持和高效率服务是较为普遍的，给予了民营企业足够的重视，这不仅仅只是存在于杭州。但是只有杭州能在此过程中，出现杭州“六小龙”这样的科技企业。可见，关键因素并非政府主导一切，而是要找准自身定位，与市场形成互补。政府尊重市场规律，激活市场活力，同时适度调控，才能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互动双赢。
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的企业体制受社会组织与制度的影响各异。“各种社会组织与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比例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企业体制。”[25]杭州“六小龙”的成功，不能单纯归功于政府的强力推动，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市场敏锐度以及资本的助力等因素同样不可或缺。“强智能时代，生产的组织方式变革将推动企业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为重要的角色。”[26]杭州“六小龙”的成功，政府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引导和支持角色，但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媒体报道叙事时，应避免过度聚焦政府作用，而忽略其他关键要素，出现叙事中心的偏差。各地在借鉴杭州经验时，要全面分析其成功背后的综合因素，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合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
DeepSeek及其创始人梁文锋的相关叙事中，创业发财致富的成功学叙事甚嚣尘上，其中梁文锋融资上市的传闻以及登上财富榜等消息的传播广泛，引发了大众的高度关注。哲学家冯友兰指出：“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学问、事功、道德，而成功的要素亦有三——天资、命运、努力。”[27]梁文锋17岁考入浙大，23岁探索量化交易，31岁创办两家头部量化私募，33岁斩获金牛奖，38岁进军通用人工智能领域创办DeepSeek，40岁出席总理座谈会，这些耀眼的履历让他成为媒体聚焦的焦点，也让公众对他的商业成就充满期待。[28]《华尔街日报》叙述了梁文锋从数学天才到全球AI颠覆者的成就，将之视为“中国的萨姆·奥尔特曼、吉姆·西蒙斯”。[29]3月27日，梁文锋以330亿元人民币的财富登上“2025胡润全球富豪榜”，这一消息更是将他推向舆论的中心。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官胡润表示：“梁文锋持有DeepSeek超80%的股份，如果DeepSeek达到OpenAI如今的1万亿估值，他有望成为中国首富。”[30]这一预测进一步点燃了公众对梁文锋财富增长的想象，成功学叙事在此达到高潮。
但事实上，这些成功学叙事存在着诸多偏差。在如此情况下，“自媒体”中的主流叙事将梁文锋成功学叙事作为焦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DeepSeek的叙事偏差。当下是一个成功学泛滥的时代，人们往往过于追求现实的结果，而忽视了成功背后的真理与过程。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人的偶像已从科技英模、道德楷模和文学青年，逐渐转向影视明星和商界精英[31]。这些精英的成功学叙事，使人们的视线转移到了创业者成功的表面光环之上，而忽视了技术成就的创新，以及未来所面临的挑战。“所谓成功学，其实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的名称，更不是一门系统学科，它只是关于成功方法的一种统称，泛指各种激励成功动机、探索成功方法、总结成功经验的书籍和培训活动。”[32]成功学的叙事迎合着人们对于成功的渴望与追求，激发人们对于成功的欲望。然而，在成功学的幻象背后，很少有人能在叙事背后，突破主流认知，看到真正的成功在于何处。例如，在DeepSeek事件中，各类媒体对梁文锋财富和融资上市的过度关注，掩盖了DeepSeek在技术创新上的真正价值。DeepSeek的崛起，离不开团队对通用人工智能的执着探索，以及在技术研发上的不懈努力。DeepSeek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突破技术瓶颈，还要应对美国等国家的技术封锁和舆论攻击。在这样的环境下，DeepSeek创新性的叙事成就，不应被所谓的成功学叙事所覆盖和遮掩。
毫无疑问，这种叙事偏差将DeepSeek创新的价值，狭隘地归结于财富积累和商业成功，忽视了其背后的技术创新意义，以及对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的推动作用。这种成功学叙事也反映出当下社会价值观的部分扭曲，人们对财富和商业成功的过度追求，使得真正的创新精神被置于次要地位。DeepSeek在大语言模型和AI驱动应用领域的突破，展现了中国在技术创新与知识共享方面的开放态度，为全球AI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更应该关注其技术创新对行业的推动作用，以及在国际竞争中为中国赢得的话语权，而不是仅仅聚焦于创始人的财富和融资上市等商业话题。主流认知将DeepSeek的成功简单等同于创业发财致富的成功学故事，具有传播力的内容只是围绕着梁文锋融资上市的各种传闻以及其登上财富榜等话题展开，这显然是对DeepSeek和梁文锋的叙事存在着巨大偏差。这种过度渲染商业成功的叙事，不仅无法准确传达DeepSeek创新的本质，还可能对社会的价值导向产生不良影响，使人们过于关注财富与名利，而忽视了创新的真正内涵，需要予以及时的引导，重回DeepSeek创新叙事中心。
在AI技术发展过程中，DeepSeek的叙事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媒体叙事偏差、如此广泛的社会认知偏差，以及宣传舆论话语偏差，主要原因是技术创新不同阶段的错位。根据罗杰斯经典的创新扩散理论，我们大致可以将创新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上下半场，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特性，有着不同的规律和不同的关键要素和驱动力。第一阶段孕育期的创新者仅占用户群体的2.5%。在这一时期，创新尚处于萌芽状态，如同在黑暗中的种子，等待破土而出的契机。第二阶段初始期的早期采纳者登场，占据用户群体的13.5%，他们是富有远见者和技术狂热者，能够凭借敏锐的洞察力，率先拥抱新技术，成为技术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第三阶段成长期的早期大众大规模涌入，占据用户群体的34%，推动技术发展进入大规模主流化早期阶段。第四阶段成熟期晚期大众占据用户群体的34%，这一阶段决定了市场的领导者与最后的竞争格局，能够展现市场的终极竞争成败。在此过程中，最关键的分界点有两个，一个是从第二阶段早期采纳者到早期大众之间风险最大的跨越鸿沟阶段，决定了一项技术到底有多大的市场前景，基本上属于创新本身的生死关，我们可以称为创新的关键拐点。另一个是从早期大众到晚期大众的转换阶段，这一阶段决定了市场的领导者和竞争格局。我们可以称为上下半场的分界线，是决定市场竞争成败的分水岭。
图1：阶段错位：“DeepSeek时刻”叙事偏差与认知偏差（来源：作者整理）
半个多世纪以硅谷为中心的风险投资驱动的创业神话，大多发生在跨越鸿沟之后。而DeepSeek爆发正是助力AIGC跨越鸿沟的关键性事件。人们用跨越鸿沟之后的创业神话认知框架来认识DeepSeek，并以类似的叙事来架构DeepSeek故事，这种不同阶段的错位，是造成认知与叙事偏差的重要原因。回顾中美两国直接的技术竞争与走势，“从市场导入阶段到最终阶段，都呈现类似的美国‘上半场优势’和中国‘下半场优势’的基本范式：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都是美国率先突破，并引领全球，中国则处于显著的被动追随状态。但是，随着市场进入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中国企业开始后程发力，后来居上”[33]。中国的AI科技发展将从下半场向上半场优势前移的趋势，实现在第三阶段上的后来者居上。“ChatGPT是AI浪潮主流化进程中的一次历史性启蒙和唤醒，推动AI用户群体从少量创新者驱动（第一阶段）迈向早期采纳者驱动（第二阶段）；DeepSeek通过成本、效率、开源等系统性工程创新，推动AI成功跨越主流化鸿沟，全面迈向最为关键的早期大众的突破（第三阶段）。”[34]DeepSeek的横空出世打破了技术发展的西方“上半场优势陷阱”，实现了优势的阶段前移，缔造了AI的全民普及浪潮。但这并不意味着DeepSeek进入了资本化的阶段，我们不能忽视上下半场优势走向与趋势变化，亦不能混淆阶段特征，在认知偏差下将阶段错位展开叙事，用常规技术发展流程中跨越鸿沟后的技术资本化神话，来叙事仍处在科创发展阶段的DeepSeek。
事实上，迄今为止，DeepSeek技术与应用虽然跨越了主流化鸿沟，但是，DeepSeek并没有真正实施商业化和资本化的通行模式，而是沿着早期相对纯粹的科研创新的模式。在人们的固有认知中，技术跨越鸿沟后往往会迅速迈向商业化和资本化的道路，利用技术主流化获取巨额利润，创造商业传奇。显然，DeepSeek的发展打破了这一常规，它没有急于将技术资本化、主流化来变现，而是在科研创新的道路上持续深耕。这一特立独行的反常，使得人们在相关认知上偏离了梁文锋理念和DeepSeek发展路径。如果我们仅从商业成功的视角去叙事和评判DeepSeek，就会忽略其在科研层面的深厚积累与创新突破。
因此，目前为止，真正的DeepSeek事件需要回到资本化和商业化之前的科学研究的客观事实上。虽然DeepSeek保留着商业化和资本化的未来可能性，但是，我们要认识这次DeepSeek事件的真正威力和奥妙，还必须回到科研和创新本身，而不能急迫地“越位”到商业化和资本化阶段的还未发生的故事之中。在技术浪潮的激流勇进下，我们需要敏锐地捕捉不同阶段的特征，尊重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认识“DeepSeek时刻”，不应过早地用商业化的标准去衡量，而是要给予技术发展更充足的空间和时间。在媒体叙事和社会舆论认知中，需要更加准确地传达技术发展的真实状态，避免因阶段和观念错位而导致的认知偏差对大众产生误导。
要客观正确理解DeepSeek事件及其意义，既要走出大众固有的认知偏差，也要避免“叙事捕获”的陷阱，更要走出地方政府宣传的需要，而真正回归创新本身和本质。DeepSeek是一个纯粹的、难能可贵的创新故事，创新叙事才是DeepSeek真正的正确之道。以创始人梁文锋为代表的DeepSeek团队，在实现财务自由之后，回归好奇心，着眼创造新的人生意义，借助这一轮AIGC浪潮，以探究和追求通用人工智能（AGI）为目标。创新叙事无疑是解读DeepSeek发展历程的正确视角，让我们得以窥探其背后创新的真正故事。DeepSeek和梁文锋为我们昭示了创新的本原、本质和真实。DeepSeek团队摆脱单纯逐利的束缚，为追求更高层次的科技突破而努力，为AI行业发展树立了创新的典范。
技术创新活动往往都面临着高风险和不确定性[35]，“技术创新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其模式随着技术的成熟、产品的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发生切换”[36]。在技术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广阔的市场前景与高度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会刺激企业从事前瞻性、颠覆性、探索性的技术创新活动，并在生产能力与市场竞争的制约下，形成新的技术轨道乃至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新技术体系。”[37]根据房汉廷对根技术及其全生命周期的解构，“主要来自颠覆性技术、突破性技术和新技术，实现了对旧根技术的全面颠覆或跨越，再造或重构了其所波及领域的底层技术逻辑，或者产生了新的技术范式，创立了新的底层技术逻辑，其生命周期可分为种子期（混元态）、筑根期（萌发态）、涌现期（具形态）、爆发期（繁荣态）和泛在期（开放态）五个阶段”[38]。DeepSeek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颠覆性根技术，实现了对既有技术的跨越式创新，当前正处在破土而出的涌现期，为未来实现人工智能的彻底开放与泛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进行技术创新叙事时，不可混淆其所处的创新发展阶段，而违背技术创新的客观演进规律。此外，关于技术的创新叙事就是欢迎创新的基本规律和基本逻辑。当前对DeepSeek的过度解读，存在着脱离技术创新轨道的迹象，将技术创新简化为“天才创意+巨额资本=一夜暴富”的线性逻辑，刻意放大财富创造效应，而忽视了创新发展规律。关注DeepSeek创新叙事，必须正本清源，还原和回归客观事实，需从以下四个方面做出考量。
其一，要认识到在技术创新浪潮的冲击下，DeepSeek事件引发的认知偏差，本质上源于对创新发展阶段的误判，以及对创新叙事逻辑的曲解。人们对DeepSeek事件系统性的认知偏差，首先，来源于对事件认知的阶段性错位。迄今为止，尽管DeepSeek掀起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颠覆式创新，但是，目前的进程事实上还处于创新的早期阶段，只是一部创新的序曲而已，还没有真正开启我们日常熟知的商业化、资本化和主流化阶段。所以，我们叙事时不能以还未发生的阶段来错位理解DeepSeek事件。当然，DeepSeek保留着未来商业化、资本化、主流化的巨大可能性。但是，目前我们正确理解DeepSeek，必须基于已经推进的进程以及创始人梁文锋现有的理念和战略。其次，科技创业神话和科技暴富已经是当今全球最引人瞩目的主流叙事，有着扎实的现实基础和普遍性共识。正如史蒂文·约翰逊所说：“人们通常会把颠覆式创新的产生过程浪漫化，想象一个个伟大的创意超越环境的限制，横空出世，但实际上新创意更像是从一些旧思想和僵化的传统中发现一些全新的创意。”[39]在进行DeepSeek创新叙事时，要避免将DeepSeek和梁文锋、技术创新简单化、浪漫化或神话化，而是要加强学理性的讨论，遵循技术创新发展阶段规律，各界共同建构起理性客观的创新叙事框架。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把握创新发展的本质，进行理性化的技术创新叙事。
其二，要关注到在中美博弈和数字地缘政治激化的今天，DeepSeek事件难以与主导社会进程的政治逻辑、资本逻辑和政府逻辑厘清关系。但是，DeepSeek成功的关键恰恰在于前所未有地与政治、资本和政府逻辑保持了最大的距离，最大程度发挥了个人和组织的创新能动性。近年来，中美博弈局面日益激烈，“特朗普新政府将升级对华‘科技冷战’，强化美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优势，进一步限制中美科技领域的人文交流，并要求盟友加大对华科技封堵”[40]。当前高新科技领域是中美博弈的核心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等方面。美国政府对华实行科技政策的调整，进一步强化了对华出口的芯片等技术产品的管控，并进一步完善相关审查机制，限制中国高新技术发展。“即使未来技术领域会形成中美体系之间强烈的竞争，全球高科技生态和市场仍难以改变全球科技高度协同和一体化的发展进程，而美国政府举国家之力不断升级对中国互联网和高科技的遏制，也说明了美国对中国互联网无与伦比的关注和在意。”[41]
其三，要意识到DeepSeek的创新叙事构建了新的创新范式，以独立自主的发展揭示了创新的本源与真实。“从全球影响视角看，DeepSeek的范式创新已产生外溢效应，其成功实践促使各国企业加速构建更为自主、可靠、安全、透明的AI技术生态，其开放协作的发展理念为跨国技术合作提供了富有启发的实践范本。”[42]这不仅展现了中国在AI大模型技术研究领域的突破性进展，也揭示了中国企业在新时代跳出政治、资本和政府逻辑的创新性成长。“区别于资本主义生成式AI技术的技术化路径，深度求索公司研发的DeepSeek模型体系构建可解释性、普惠性、健壮性三位一体的技术范式，以算法透明对抗算法黑箱，以低成本复现最先进模型，以算法优化对抗算力限制，为破解数字资本主义的异化困境提供了新思路。”[43]DeepSeek在技术路径选择上，脱离数字资本主义的限制，突破传统认知中对人工智能发展依赖高成本投入的固有观念。而开源分享技术成果的模式选择，不仅促进了技术的传播与交流，还吸引了全球开发者的关注与参与，形成了良好的技术创新生态。
其四，要明确在DeepSeek创新叙事的过程中，离不开生成式创新的基础性支持。生成式思想源远流长，可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历经康德、怀特海等哲学家的发展，在语言学、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尤其是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生成式思想催生了TCP/IP协议架构等创新设计，而在人工智能领域，生成式对抗网络（GAN）和变分自动编码器（VAE）等技术的出现，推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44]“AIGC作为新技术之‘新’——即依托深度学习技术，以大语言模型为基础，通过采取‘大数据预训练+小数据微调’的方式实现的人工智能自动化生成内容。”[45]DeepSeek的模型体系正是基于生成式创新理念构建的，它展现出强大的内容重组与推理能力，实现了智能自主生成式的转型与发展，重塑着在地缘政治影响下的中美博弈格局。
总之，DeepSeek有着未来巨大的可能性，值得期待。但是，我们对其的理解必须首先客观切实，才能在这场AI浪潮中真正守正创新。DeepSeek以其独特的创新路径与创新叙事揭示出，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科技创新企业在科技发展的道路上要坚守创新的初心，摆脱外部因素的干扰，充分发挥个人和组织的创新潜力。而对DeepSeek流行叙事的系列误区的破除，能够进一步摆脱有关DeepSeek的叙事偏差，回归创新叙事中心，回归事实与真实，把握创新趋势，在全球舞台上掀起一次接着一次具有影响力的中国“DeepSeek时刻”，提升中国在AI时代的国际话语权。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批准号：21&ZD318）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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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兴东：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本刊学术顾问；董丽雪：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奔：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